论文关键词:时政翻译;多元化;文化意识;实戏范式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民主平等和文化多元共融共存等呼声愈加高涨的情形下，翻译工作者在时政翻译实戏中应建立文化自主意识，体现中国个性特质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传承。
世界文化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人类的共性)结合的产物，二者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文化的世界性寓于民族个性之中，并通过民族个性体现出来;文化的民族个性则又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人类共性。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活动本身既要关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又要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强调民族文化个性。翻译活动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其终极关怀，与“文化性格”在一般意义上并非相悖，而是有机结合的。跨文化翻译活动既要关怀外在的、表层的、语言规范的机制方面，更要关怀内在的、深层的、文化精神的方面，全球化环境下翻译的内外要素和机制需要我们做到:以开放、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态度，在尊重他者文化个性的同时也应坚持自己文化的个性。论文论文参考网
一、时政文本翻译的文化自主意识视野
时政文本翻译就广义概念而言其内容、文化性质、体裁和翻译目的应属应用翻译范畴。应用翻译，又称实用翻译，是指一种实用性文本的翻译。方梦之先生曾指出:“法国翻译理论家Jean Delisle在她所著的《翻译的阐释》一书中有Prag-matic translation一说，作为翻译方法可译为‘语用翻译’;就翻译客体而言，则是‘实用翻译’。她对‘实用翻译’的定义是:以传达信息为根本目的，运用语用学的原则来翻译实用性文本。它特别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所谓信息，除了叙述层面的信息外，时政翻译还应体现言者的个性文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情感态度。所以这种信息传递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用中立、中性的信息传递的思辨观和方法论指导其交际活动，还应有意识地张扬言者的立场、态度和文化价值观等情感趋向。
时政翻译体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文本，一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二是国家党政领导人的重要报告，按纽马克的说法，属“表达型文本”中“官方文告”类型，它们“包括党政领导人的讲话，条例法令，政治法律文件，科学和哲学以及学术方面的权威著作”等。从内容和目的功能上看，时政文本具有严整肃正和权威性，反映的是该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体系。
对于时政文本跨文化翻译的方法论许多学者都曾有过高论:这类文本大都带有十分外显的“文化印记”和“权威”性和“个性印记”，这种权威出自于作者的显赫地位。由于“表述型”功能文本的“核心”是“言者的思想”，作者在文本中的地位是“神圣的”，作者的民族文化成分构成了“表述型文本”的“表达”要素。对于这类文本“表述型”要素的翻译，纽马克建议用“语义翻译”的手法尽可能地使用贴近原语的句法、语义结构将原语语境意义准确表达出来，以彰显文本“个性”。由于这类体裁大多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涉及到政治影响和国家形象，也反映出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和语言风格，因而翻译时务必紧跟原文语义、作者思想，决不可随意更改或发挥，强加人译者个人行为和观点。程镇球先生就一直认为，对于这一类文本的翻译，“首先，要紧扣原文，不得任意增删”，“紧扣原文，有时原文的词序也要很好注意，不要轻易颠倒，避免犯政治性错误”，“紧扣原文，甚至一些小零件也不应放过”。因为，“政治文章上用词严格”，“要仔细衡量用词的政治含义和影响”。
不难看出，二位先生对时政文本翻译的思考和方法论的倡导，关怀的都是言者的语言组合和语言个性的内部因素。因而，翻译界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翻译时政文本要特别中规中矩，切不可随心所欲，任意发挥或篡改。时政文本其独特的个性，不仅是语言层面谴词造句的问题，而且体现的是言者的个性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汉语文本从语言层面上看，既有汉语的传统表达风格，如大量反映中国独特国情的习语、俗语，以及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表达风格等等，同时这些富有中国特色制度文化的表达形式又体现了我国精神文化的传承和时下价值观的趋向。
功能主义的翻译目的论的出现反映了翻译视野的转向和拓宽，即由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侧重语言形式和文本中心的翻译理论转向走出语言文本的藩篱，更加注重文本以外的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这种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说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活动。以Hans Vermeer为首的一些学者诸如Margret Ammann，Hans Honig等积极倡导翻译目的论的实践观，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应该视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翻译亦有其目的，且翻译的目的必须在翻译开始前就应确定。概括地讲，目的论对翻译
